暗黑破坏神不朽圣教军最强流派（暗黑3圣教军单刷流派）

这里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孔子的看法，道是被记载于文本经之中的，这是庄子学派的事实陈述。

汤先生将普遍和谐观念概括为四个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由天人合一这个基本命题和这个命题所表现的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从根本上说它要求有一套表现此命题和此思维模式的宇宙人生理论，这就是普遍和谐观念的理论。汤先生强调天人合一，首先是在知识论意义上的，既是认知宇宙、人生的一种根本的方法，也是有关宇宙、人生的最根本的理解。

不仅有人文向度的思考，也有对当代自然科学的关注。当然，汤先生也明确地指出了儒家和道家在普遍和谐观念上的不同。对中国哲学传统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强调，同时也指向了对西方哲学精神、物质二元论的检讨： 西方哲学这种把精神界和物质界看成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因此其哲学是以精神界与物质界为独立的二元，可以研究一个而不牵涉另外一个。在汤先生的思想资源当中，西方哲学显然是不可或缺的。此后《中国哲学中普遍和谐观念的现代意义》等系列文章，都是这一理路的深化和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汤先生哲学的终极关怀的所在。在承认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的同时，必须也承认非理性的意义。[25]杨一之翻译的黑格尔《逻辑学》上卷于1973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时（该书1966年初版），编者前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号召我们读几本哲学史。

此后政治虽有不少纷乱，学术上的自由独立，仍然保持相当的水准，但是学术界的人士，对于统一尚未真正成功的国民政府，态度似乎不能一致，冷淡，超脱，不理会是当时学术界的普遍现象。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19]他的学生记得：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有什么舍不得丢掉，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蒋介石认为：有了哲学基础，然后我们的人生观才能确定。

[33]贺麟：《开尔德〈黑格尔〉译序》（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页。[26]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适度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

） [26]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页。庶几我们的新人生观，新宇宙观，甚至于新的建国事业，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础或精神的基础上面。[32]贺麟：《文化与人生》新版序言，贺麟：《文化与人生》第1—2页。同时，《当代中国哲学》一书的写作，与国民党关系密切。

1、哲学的政治化 经过1950年代多次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等洗脑、交心的运动之后，贺麟一代的学者纷纷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环境。中宣部长陆定一也对他表示亲切。1927年北伐军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留美学习的贺麟兴奋不已，随即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

潘公展等人的约稿使贺麟决定从单篇文章扩大，写成这本专书。[13]引自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1939年8月），《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7页。

[21]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17—18页。从晚清开始，陆王心学及大乘佛学独得盛大发扬，贺麟认为这大约由于（一）陆、王注重自我意识，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的新时代，较为契合。

在他看来，这种真正的独立自由要在学术与政治的联系中寻找 在初期新文化运动时代，学术界的人士，完全站在学术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污浊的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10]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第828页。他文中虽未提到他们，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贺在新版序中对第四章的修改情况不着一辞，何以如此，我们不得而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是主观上内心体验，王船山见解正确却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哲学的重点。（2003年5月，原载北京：《东方》2003年第9期） -------------------------------------------------------------------------------- [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1919），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8页。

政治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成为哲学史的分期标准，本身即需要讨论。[25]1982年，贺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政治上的新生。

新序有言：全书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18]贺麟：《两点批判，一点反省》（1955），《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56—457页， [19]参见陈徒手：《故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第130—132页。

他早就认为：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35]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第691页。

贺麟同志则更积极，大有尽弃所学，专读马、列、毛书之概。《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新建设》1955年第3期）。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重写。[37]毛确实在局部地区影响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掌握政党、拥有军队、治理数千万公民的领袖，毛至少远远比一些学院哲学家更重要。

因此，两年来，辩证法大大地发展了，在华北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贺的政治关怀不是被动的。

[20] 但是，贺麟的政治热情不减，其政治敏感又使他很快就与时俱进。但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人民政府做了数不清的惊天动的伟大事业，有着无限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衷心爱戴，所有知识分子、专家、学者们大都兴奋感激，拥护歌颂之不暇，更没有人愿意脱离政治，自外于人民、自外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

所以在繁重的军政事务之际，他们都一度成为哲学著作家。3、哲学家的政治关怀 在现代哲学家中，贺麟是政治关怀较深、卷入政治极深的一位。

古中国有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传统。40年代发挥蒋介石，80年代阐释毛泽东，其间的过渡当然充满紧张和苦恼，在两头却似乎圆融无碍，水到渠成。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总体评论也保留下来：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缺点是忽略个性，忽略人格，将人与人的判别全部抹煞。就贺个人来说，新的政治认同确实改变了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

独立自由和‘脱节根本是两回事，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可，求学术和政治根本脱节就不可，真正的学术自由独立，应当是‘磨而不潾，涅而不淄。贺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基本上是满意的，1945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中央政府不患其不民主，而患其腐败狭隘，不能集中人才，有害民生耳。

学术到了这一种程度，它就能够影响支配政治社会，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1945年5月5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的教授、党员，其中包括贺麟、黎锦熙、陈寅恪、竺可桢、朱光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等人。

或者一字不改，以存历史。[23]这是周的误会，贺麟其实早就不看柏格森（Henri Bergson）或詹姆斯（William James）了，他在响应组织号召，翻译、研究这两位所批评的黑格尔。